台灣青少年精深鑑定醫學先趨

        兒童精神科是條寂寞且晚開發的道路。台大一九五三年才在台首創兒童精神科門診，早年由聯合國世界衛生組織及美援會協助開設，現於台大兒心中心門診長廊上，掛著創辦「兒童日間留院部」的徐澄清教授、有「台灣自閉症之父」之稱的宋維村教授兩位兒心開拓者的介紹，召示承先啟後的精神。

        丘彥南醫師便是從寂寞年代最早跟隨前輩，投入這冷僻科別的「傻子」醫師之一。
一九八七年正式進入台大醫院擔任精神部主治醫師，當年全台大兒童精神科的主治醫師名額只有兩名、全台灣也不出十人。每次門診往往只有五、六個病人上門，「只看兒童病人的醫師不能活，所以還是得兼看成人病患。」丘彥南笑笑說。

        在兒心領域堅守近三十年，丘醫師髮鬢刷白、耐性不損，總習慣聆聽完對方的話語後，才緩緩答話；投入當年不「熱門」的科別，也是他冷靜思考的選擇，「就是因為當年專業人員不足，又有好的老師領路，雖然知道『業績』不會好，卻覺得一定要投入。」

        早年兒心門診門可羅雀，主要是宣導與教育不足，多數是顯著智能不足的孩子，才會被送上門，精神疾病或情緒障礙的孩子多半隱身在社會各角落。病兒不上門、只有主動去「尋人」。

        為了找出潛藏的個案，丘彥南醫師與台大兒童心理衛生中心的團隊主動出擊，透過與其他科別醫師的合作，還得滲透校園，替學校老師進行相關的教育訓練，從教育社會和加強宣導著手，把需要治療的孩子揪出來。

        三十多年來，台大兒心門診的初診個案，由過去每年約八、九百人，現在成長一倍以上、超過兩千人，社會諱疾忌醫態度的轉變與病識感普遍提升是主要關鍵，早年丘醫師這般「走入寂寞診間、走進喧嘩人間」的兒心醫師，發揮了極大的醫治之外的教育力量。

        孩子的「心病」除了先天生理因素，後天不良的環境也可能是可怕的「殺手」。然而早年台灣社會對特殊境遇孩子的保護不夠周全，雖有《兒童福利法》、卻對受虐孩子沒有舉報流程，對受暴孩子的發現與救援皆不足。

        丘彥南醫師自住院醫師時期，即與宋維村教授共同訂定兒虐篩檢的指標；更參與推動《兒童福利法》修法工作，與社會局合作，從社區裡、校園裡和散落其他小兒科門診裡的疑似受虐兒，找出受虐的證據、送入安全的環境，甚至教導孩子如何自保、以醫療緩和親子的衝突。

        這樣的工作，時需配合司法審理而得出庭作證，醫師常得頂住被告或遭到威脅的壓力。還得有福爾摩斯抽絲剝繭的辦案功力。

        丘彥南提到，曾碰過一個小女孩兒，二、三歲還不會說話，且面容僵呆，一度被其他醫院診斷為發展遲緩、智能不足。但他評估後認為，女孩兒智能和發展沒有問題，語言表現落後應有其他問題，一次一次透過女孩兒母親的親戚溝通，一步一步取得信任，才發現，女孩兒的父母感情不睦，母親懷孕曾受暴，產後心情鬱悶，只有把小孩兒交由外傭照顧。而年輕的外傭既無經驗又思鄉，平日只有抱著孩子哭，女孩兒因為缺乏刺激和互動，心理需求未被妥善照顧，才會出現疑似發展遲緩的表現。

        另一個讓他印象深刻的個案是一名青少女，在校有傷害自我的傾向，經老師轉介過來，層層打敲開少女心房，才找到她自殘的原因，是因為父親有暴力傾向、母親又憂鬱症無力保護女兒，於是教導少女避免和父親獨處以求救之道。多年後，丘彥南在門診中遇見少女的母親，母親表示，女兒長大了、走出過去的陰霾，還成了傳道解惑的老師，令他十分欣慰。

        丘彥南執著和努力的，不只是救一個生病的心靈、也希望能補救生病的社會。近十年更全力投入建立司法案件的精神鑑定的指標建立，除了參與許多震驚社會的青少年犯罪案件鑑定，也不斷開展跨界合作和教育。

        他認為，過往青少年的精神鑑定，多沿用成人的準則，「但人的心理表現特徵仍有年齡的差異，孩子遭虐或被性侵等案件，不易搜集跡證，除了自訴的說詞，是自己的幻想或遭人教唆，都需要更審慎的評估。」

        喜好看推理和偵探小說的丘彥南醫師，一九九一年即曾赴英國專研兒童青少年精神鑑定醫學，成為台灣這個領域的先趨、並長年深耕，「台灣在司法鑑定和醫療鑑定上，仍有許多不盡完善之處，持續拓展和深化的工作，還是我未來要努力做的事！」在原本冷僻的兒童精神科領域，丘彥南醫師挑選了一條「冷僻中的冷僻」之路，一直以來，總往最少人走的那條路去拓荒。因為有這樣的「傻子」醫師，台灣的孩子們無論如何不幸與違常，都有被關懷與理解的機會。

記者 楊惠君／ 專訪